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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家岭天主教堂

来源:本站  点击次数:次  发布时间:2015-7-23
 

 

1、地理位置

圣家岭天主教堂,位于应城城北办事处红堂村卧虎岗(亦称卧虎岗教堂)。

2、圣家岭天主教堂历史沿革

 清·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天主教徒廖仪仁聘请意大利籍康神甫来应城传教,这时的教堂为一栋三室一厅的平房,其时有教徒20余人。不久,膏盐洞商廖石庵继其父(廖仪仁)业,在康神甫老退后,又请了一位法籍神甫(当地人称他德神甫)建堂传教,发展教徒300余人,

民国4年(1915年),德神甫离开应城,廖石庵又请了意籍神甫梅占春来主持教务。由于梅神甫专横凶狠,仗势欺人,周围膏盐矿工和乡民深受其害,故于民国12年(1923年)激起“应城教案”。

民国13年(1924年),利用“应城教案”赔款,经省教会同意,确定在原卧虎岗小教堂的地址上兴建大教堂,并定教堂名称为“圣家岭”。

“圣家岭”教堂为罗马式群体院落建筑,占地面积达200亩,由于教堂面积大,并全用机制红瓦,且装饰华丽,人们习称它为“红堂”,一直沿袭至今。

新红堂竣工后,红堂先后有意大利籍的路神甫(意籍法国人)德明达神甫主持教务。

民国34年(1945年),德明达神甫移往县城西街教堂,确定县城西街教堂为本堂,原红堂为其所辖。

建国以后,我国政府于1951年1月发布“暂停宗教活动”的通令,红堂改作它用,停止活动。

3、圣家岭天主教堂概况

“圣家岭”教堂为罗马式群体院落建筑。教堂坐北朝南,占地面积200余亩。

教堂院前为附属小学的活动场地,设有篮球场,单、双杠等活动设施。教堂分为头院、中院和后院。头院的两边各有耳房,西面有一栋四室一厅平房,整个头院(今已改作公路和民宅)。教堂建在中院,教堂两侧建有西式平房,走廊均为砖嵌通道,东侧平房为神甫休息所在。教堂正面宽11.5米,长25米。建筑面积314平方米。教堂顶楼,内挂铜钟一座,外沿面做有十字架标记和“圣家岭”三个大字,教堂内北部设有祭台,长五米,宽二米。祭台后壁挂有耶稣像和十字架,内两侧墙面挂着圣母像;祭室两侧有耳房向堂外开门,为出入之处。教堂顶天花板为木质,涂以国漆。

教堂可供500人做弥撒。教堂后面为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建筑,西半楼为藏经室和收藏室;东半楼为修道居住的地方。楼房北部为后院,栽花、种树。

建造教堂材料为武汉定制的机制红瓦和优质木料;窗户均装饰彩色压花玻璃,远眺近视,流光溢彩,火红一片,因此人们叫它“红堂”。如今教堂主体建筑还保存有初建时的大部分原貌。其它:耳室、钟楼及门、窗、楼顶均朽毁严重;头院、中院今已无存。

4、圣家岭天主教堂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评估

(1)红堂历史建筑记录了应城天主教发生、发展和消退的全过程,是我们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应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演变以及社会意识和民间风俗变化的实物见证。对研究应城近代历史文化、社会、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。

(2)“红堂”以及“应城教案”风波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应城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,是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封建主义压迫、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和精神文化奴役的一个缩影。红堂成了大革命时期应城膏盐矿区斗争的前沿,是应城乃至湖北省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,对研究我省近代革命历史有着重要价值。

(3)、红堂历史建筑80余年,一直是应城人民反帝、反封建、反殖民主义精神文化奴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是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最活的、生动的课堂,是应城近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。“红堂”及红堂引发的“应城教案”是人民群众了解认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部绝好教材。

 

5、圣家岭天主教堂相关文献资料

(一)应城天主教情况简介

清·咸丰初,天主教传于本县。起初,仅县北何家磅和县南之汪家山幺湾,有少数乡民入教。至同治七年(1868年),汉口教区派遣神甫来县传教,并在县北之王家榨和县东之吴家台设立教堂,信教群众逐渐增多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天主教徒廖仪仁,又从原籍随县聘请意籍康神甫,来县传教,并在县西之卧虎岗修建教堂(后称红堂),裹狭部分洞商、矿工及乡民如教,教徒很快发展到300余人,成为本县天主教势力最大的一支。由于教徒中有不少人是当地土豪劣绅、流氓地痞,依仗教会势力,勾结官府,包揽词讼,强占民田,鱼肉百姓,加上一些外国传教士专横凶狠,仗势欺人,广大矿工和乡民深受其害,故于民国12年(1923年)激起“应城教案”。而自度无力与教会抗衡的贫苦群众,只得入教,寻求庇护。至民国27年,全县天主教堂发展至25座,教徒增至2000余人,分别属王家榨、吴家台和红堂(即卧虎岗)3座本堂控制。

(二)“红堂本堂”简介  

 清·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由洞商廖仪仁修建。初为平房三间。民国13年(1924),利用“应城教案”赔款,重修罗马式群体院落建筑,共占地200亩,并命名为圣家岭教堂。由于教堂全用红砖红瓦砌成,因之,习称红堂。该堂先后主持教务的神甫有康(意籍)、德(法籍)、梅占春(意籍德人)、路(意籍)、德明达(意籍法人)等。辖县城西街、长江埠、合张湾、丁家岗、邓家湾5座教堂(堂口)和附近湾村以及陈家河、申子湾等地的零散教徒。有修道士1人,会长6人,教徒千余人。直属汉口教区。民国34年,德明达神甫移往县城西街教堂后,改县城教堂为本堂,原红堂及其所辖的堂口均属之。有会长4人,贞女2人。

建国后,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,发布“暂停宗教活动”的通令。外籍神甫相继离去,教堂改作他用,活动停止。据当时调查统计,全县有教徒2675人,其中信仰淡薄的1725人,占64.5%;信仰一般的582人,占21.8%;信仰虔诚的368人,占13.7%。60年代初,神甫韩光国(孝感人)、罗其力(云梦人)、董光清(武汉人)、邹小孟(汉川人)等,先后来本县王家榨、岗上湾、何家磅、张家巷子、陡山坡、吴家台、黄家巷子、杨家台等地进行地下传教活动,发展教徒645人。至1966年,全县共有教徒2982人,分布于23个公社的103个生产队、88个自然湾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部分年轻教徒退教,活动再度停止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天主教的正当宗教活动受到保护。1982年有教徒675人,1985年发展到1690人。仍以王家榨、张家巷子、吴家台、杨家台、陡山坡、黄家巷子等地为数较多,但无专业神职人员。直属湖北省天主教会爱国会管辖。

(三)“应城教案”始末

民国4年(1915年),意籍神甫梅占春来县西之卧虎岗天主教堂主持教务。梅为人专横凶狠,作威作福,动辄打人。民国9年冬,盐工雷幺(应山县人)因当众戳穿了盐号“大秤收柴,小秤出盐”的伎俩,被罚到天主堂服苦役,遭梅毒打,旋被解雇。雷么衔恨,乃邀把弟兄许幺、潘幺等人,拟夺矿警武器,施行报复。事泄,便携许、潘等10余名失业矿工潜回应山,在天子岗打出“劫富济贫”的旗帜。民国12年8月,雷幺率数百之众来应城。9月4日在卧虎岗抓获了梅,并将其反绑在方桌上游街示众。事发,意、法两国驻华使馆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交涉。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重兵剿捕,并诱以1万银元的巨金,企图赎梅。但雷幺不为所动,率队撤回应山。不久,押梅转至河南桐柏与刘广林等部合为一股,周旋于桐柏、泌阳、唐河、固始、方城、随县、枣阳等地。后鄂豫两省联军进剿,为时三月,虽在桐柏柳树庄抹角楼将梅救出,终因伤重毙命。事后,经天主教徒陆德泽(京山县人)出面斡旋,北洋政府与意、法两国签订了赔款协议。并用赔款修建汉口梅神甫医院(即今武汉市传染病医院)和应城卧虎岗天主教堂。至此,一场轰动全省的“应城教案”才得以了结。

(四)雷幺生平简介

雷幺(1892-1924),又名长升。应山县天子岗人。自幼父母双亡,靠乞讨度日。民国3年(1914年),随饥民逃荒来应城矿区,在卧虎岗膏洞当抬工。后在陈保泰盐棚当棚工。民国9年冬,因当众戳穿了盐号“大秤收柴、小秤出盐”的伎俩,被罚到天主堂服苦役,并遭意大利籍神甫梅占春毒打,旋被解雇。雷么衔恨,乃邀把弟兄许幺、潘幺等人,拟夺矿警武器,施行报复。事泄,便携许、潘等10余名失业矿工潜回应山,先后夺取几处盐局、民团的枪支,在天子岗打出“劫富济贫”的旗帜。民国11年,队伍发展到数百人,先后转战随县、桐柏、京山、天门等地。所到之处,不入民宅,买卖公平。

民国12月8月,雷幺率众至应城。集结巡检司,重申纪律,不得扰民。并派人在矿工聚居区插旗为标,禁止队伍擅自入内。随即在矿区处决了大把头郭万材;又于9月4日在卧虎岗抓走梅神甫,酿成“应城教案”。意、法两国驻华使馆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交涉。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重兵剿捕,并诱以1万银元的巨金,企图赎梅。但雷幺不为所动,率队撤回应山。不久,押梅转至河南桐柏。所部与几大杆合股,周旋于泌阳、唐河、固始、方城、随县、枣阳等地。鄂豫两省驻军联合进剿,为时三月,虽在桐柏柳树庄抹角楼将梅救出,终因伤重毙命。事后,北洋政府与意、法两国签订了赔款协议。并用赔款在汉口修建梅神甫医院(即今武汉市传染病医院)。

民国13年春,雷幺化装往汉口购买军火,在“法租界”被捕,即以“鄂北巨匪”、“应城教案首犯”的罪名,押解应山,凌迟处死。时年32岁。

(以上四份材料载《应城县志》1992年版)

(五)“红堂”拾遗

“红堂”即圣家岭教堂,是应城最大最早的天主教堂。它的建立及其沿革,都和大洞商廖家有着密切关联,现就所知,略述如下。

洞商廖石庵,原籍随县环潭廖家寨,其祖辈即信奉天主教,并在家里设有天主教堂,同外国神甫常有往来。太平天国时期,洪秀全定都南京后,派林凤祥等为北陆军,胡以晃等为西路军,开始了北伐西征。致使交通阻塞,海盐难以内运,内地百姓均受淡食之苦。我县乡民,偶尔发现被弃置的膏洞中所积之水含有咸味,因而取之代盐。一时,废洞成了宝洞。原洞主纷纷守洞卖水,以获厚利。当时膏洞多为合股开采,故股东之间为盐利多生龃龉,顿时诉讼纷起,其中有一徐姓秀才,势孤力单,常受欺凌,每诉必败。其亲友抱不平,到随县通过廖石庵的父亲请来洋人(天主教神甫),知县见洋人就软了三分,因此徐秀才胜诉。为了报廖家之恩,徐将自己膏洞的股份先送后让,全部给了廖家。廖石庵的父亲见膏盐业有利可图,就从随县迁到应城,在坝子上(现红堂村)兴家利业,专事膏盐矿业。

由于廖家是依靠洋人、洋教暴发成巨富的,所以到应城后,即在坝子上选择卧虎岗一块地势较高的坡地,坐西朝东,建成一栋三室一厅的平房,作为教堂。并从随县请了一位意大利籍的康神甫前来传教。康神甫50多岁,中等个儿,勾鼻子、兰眼睛,身着青布长褂,脚穿白袜和青布园口鞋,住在教堂南边的一间房里,派有男佣专门伺候。康神甫一到,廖某就动员周围十几户人家入教,有20多人当了教徒。从此,天主教正式传入应城。

廖父死后,廖石庵继承家业,他比先辈更有睿智。康神甫由于年老体弱不能主持教事而告退,他就马上请了一位法国神甫坐堂传教(当地人叫他德神甫)。廖石庵为了在应城站住脚。扎下根,就利用天主教这个支柱,大力网络人员,扩充势力。他动员自家人和总管事、管事、膏盐洞及店铺的职员全都加入天主教;在外发动了丁家岗、龙王集、城关一部分人入教。当时,人们深知廖家财源茂盛,腰缠万贯,靠的是天主教。一听说吸收教徒就纷至沓来,很快发展到300多人。

1915年,德神甫离开应城,廖石庵又请了意籍德国人梅占春。梅神甫专横凶狠,作威作福,动辄打人骂人,乡民恨之入骨。1920年冬,应山人雷幺,在盐洞上当熬盐工。因当众戳穿了盐号“大秤收柴,小秤卖盐”的伎俩,被罚到天主堂做苦役。有一天,梅神甫向教徒们讲道:“耶稣是上帝的使者,是‘救世主’,人间的一切是上帝赋予的。耶稣叫人忍受苦难,忍受苦难的人死后都会升天堂。”雷幺听后说,这全是骗人的鬼话,要我们受苦,他神甫为什么要享福?梅神甫见有人竟敢违抗“教义”,命人将雷幺捆住,毒打一顿,并迫使洞商将雷幺解雇。

雷幺返回应山,积极发展弟兄,先后摸了几家盐局和民团的枪支。1923年初,率百人之众来到应城,在卧虎岗抓获了梅神甫。他们把一个方桌反过来,在木脚上绑扎抬杠,然后将梅神甫绑坐在上面,抬着四处游乡,成为轰动一时的“应城教案”。意、法两国驻华使馆向北洋政府进行交涉,湖北省督军肖耀南派兵剿捕。但雷幺队伍作战时,总把梅神甫挡在最前面,官兵怕伤害了洋人而无法下手。后又出一万元巨款,意欲赎取梅神甫。雷幺等人不为所动,把梅神甫转押到应山,后和刘广林等几支队伍合编,活动于桐柏、泌阳、唐河、固始、随县、枣阳等地。鄂豫两省驻军联合进剿,历时三个月,虽在桐柏柳树庄抹角楼将梅救出,终因伤重而毙命。

事后,意、法两国外交官员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。谈判中,两国使节百般刁难和威胁,以致协议难成。这时,京山人陆德泽,在清政府中任过县令,是武汉三镇的商贾头面人物,又是天主教徒,出面进行斡旋,双方终于达成协议:1、省政府出钱,在汉口兴造梅神甫纪念医院(今武汉市传染病医院);2、在应城兴建天主教大教堂。这样,一场教案风波才得以平息。

应城兴建大教堂,牵头的自然是廖石庵了。在确定教堂地址时,廖石庵几次到省教会,说明梅神甫是他私人请来的,在卧虎岗上遇的难;同时,卧虎岗上的小教堂,是应城最早的天主教堂。要求把大教堂仍建在卧虎岗上,并且个人愿意资助一部分建筑经费。省教会同意了他的请求,并确定教堂的名称为“圣家岭”。

备料时,廖派人到武汉购回红砖、红瓦(机制砖瓦)和优质木料。施工中,为地基之事与一周姓农民发生争执。大教堂的范围,正把周姓这家的祖坟地包在其内。廖原想强行占用,可这一周姓农民找到廖家门口大骂:“廖石庵,洋奴才,搬着洋人的势力在这里抖狠,老子是不怕的……。”廖见当地周姓是大族,怕把事态扩大,连忙请人调解,亲自上门赔礼,帮周家把祖坟进行了搬迁,并补偿了一笔钱,才算了结。教堂于1924年动工,翌年年底完工。

该教堂为罗马式群体院落建筑,坐北朝南,占地200余亩。院前是一篮球场,单、双杠分置两旁,为附属小学的活动场地。进头院门的两边各有耳房。西面是一栋平房,四室一厅。再进入中院,便是教堂。教堂两侧建有西式平房,走廊均为砖嵌通道,一排深绿色的“千年矮”紧连其边。在教堂与平房之间,栽有塔柏、黄洋球。东侧平房里有神甫休息之所,高爽宽敞,窗明几亮。教堂顶楼,内挂铜钟一座,外沿做有十字架标记和“圣家岭”三个大字。教堂内,北面有一祭台,长四米,宽二米。教堂顶板与地板为木质,涂以国漆。祭台后壁挂有耶稣像和十字架,两侧墙上挂着圣母像,台的两边各有耳房向堂外开门,为出入之处。教堂可供500人做弥撒。教堂后面是一栋两层楼房砖木结构,西半楼为藏经室和收藏室;东半楼为修道居住的地方(当地人称修道为洋尼姑)。楼房的后面是后院,栽花、种树。整个教堂布局开阔,富丽清雅。

教堂竣工那天,廖石庵把膏洞上唯一的一台发电机抬来发电。早上七点左右,钟楼上大钟一响,教徒聚集庆贺,四乡邻里的人们前来看热闹,你来我往,络绎不绝。

教堂全部是用红砖红瓦砌成,窗户均装嵌彩色压花玻璃,远眺近视,流光溢彩,火红一片,因此人们叫它“红堂”,时间一长,“圣家岭”、卧虎岗、坝子上的名称都被“红堂”所代替。如今的“红堂”,还保持着初建时的大部分原貌。

教堂竣工后,廖石庵又请来一位意大利籍的路神甫。这段时间,是应城天主教活动的极盛时期。路神甫每天早上七——八点钟进行讲道,主持一般的弥撒。在早饭和午饭后,稍事休息,就一直念经看圣书。教堂内有一老童贞女(佣人,未出嫁的妇女),专门伺候路神甫,还负责每天早晨六点拉钟。教堂的重大节日,如复活节、圣母降临节、大赫节、圣母升天节、圣诞节等,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,远近教友都来参加做大弥撒。不少教友在节日前一天的半夜里就来到教堂。这天,教堂门前摆着白树(象征雪天)、马槽(一米长的马槽里放入稻草)。马槽放在白树下,意即耶稣是在冬天生在马槽里。教堂内灯火辉煌,鲜花艳丽。祭台上有一张精致小桌,上面的碟子里放有祭饼,金杯中装着葡萄酒。仪式开始,由神甫祭“圣体”。他举起两支胳膊跪下去,吻桌子和上面放的东西。然后,两手拿起一块餐巾,口里念念有词,在碟子和金杯上摇来晃去。接着,唱诗班唱圣词赞歌:“……赞美圣母和圣子,赞美主拯救世界,赞美主的光荣和权威,赞美主的恩惠。”唱诗时有风琴伴奏,曲调典雅古朴。

有年圣诞节的前几天,路神甫通过私人关系到省教会请来了主教。主教到应城车站时(现在瓮子口),近百名教徒跪在地上迎接。主教一下车,把右手无名指上的戒子让每一个教徒吻一下,接着在教友的额前划个十字,意思是我凭借天主的神灵给你们降福。仪式完后,用轿子抬到红堂住了几天。

路神甫在“红堂”期间,招揽了很多人入教,当然,入教的目的各不相同。富庶之户想凭借天主教的教权,攀高结贵,进一步招揽财富;贫穷之家,则企望将来摆脱贫穷困境;还有一些土豪劣绅、地痞流氓,入教后则可依仗教会势力为所欲为。

路神甫执事三四年,教徒发展到1000多人,就连初生的婴儿也洗礼入教。孩子一出世抱到教堂里,神甫用一瓶圣水(一般的水中加点盐,神甫亲手摇动几下就成了圣水)往孩子的头上淋,洗礼后请神甫取个名,叫圣名。这样,孩子就算入了教。由于教徒增多,县境内先后在王家榨、何家磅、杨家台、张家巷、黄家巷、西北两山、城关等地都建起了小教堂,分别成立有天圣教会。廖石庵为了表现自己笃信天主教,专门在北门外正街开设的“鸿顺永”杂货铺后面设置了一个私人小教堂,供他自己和店员中的教徒做弥撒,但不对外开放。小教堂长二丈五尺左右,宽丈许,高丈余,内部布置与“红堂”祭台上基本一致。到了一定时间(有的半个月、有的一个月、有的两个月)圣教会长就请“红堂”神甫和召集教友到小礼堂来做神功。神甫每到一处,教徒争相献出鸡子、鸡蛋、牛肉等好吃的东西,由神甫任意挑选。平时,教徒中不论谁有婚丧喜事,神甫都要到场做弥撒。做喜事的为红弥撒,丧事的为黑弥撒。每次除供神甫吃喝外,还得给银元五元,当然,越多越好。有钱的教徒为了酬敬神甫,每年圣诞节总要送些衣物和钱财。因而,神甫是终日佳肴充腹,财满私囊。

当时,我国的天主教都是受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。即使他们披着“友好”、“仁爱”的外衣兴办一些“慈善”事业,或是外国传教士的一切“仁慈”的伪善表现,也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政策服务的。“红堂”的外国传教士也是如此。路神甫到“红堂”来,除了开展传教活动、发展教徒外,还扩建了学校。梅神甫时办了一个“养正小学”,50多个学生,一个先生授课。路神甫来后,改校名为“红堂小学”,请了两位先生授课,学生100多人,分为两个班。学生的课本费、学费以及先生的工资,均由廖石庵负担。学生以学圣经为主,适当学些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和小学课本。路神甫还请了五六名修道,在红堂开办了个小诊所。日军侵入应城时,路神甫见局势动荡不安,就和修道一起离开应城去汉口,应城医院也随之停办。

路神甫走后,来了个德玛町神甫。德玛町神甫是意籍法国人,年约60多岁,体形矮胖,方头大脸,络腮胡子,能说一口中国话,吸雪茄烟,不多闲谈,喜欢静坐。他来时正是应城沦陷时期。“红堂小学”由于家长怕女孩子遭到日本士兵的侮辱,不让上学,因此学校只开有一个班,60多人,全是男生,由一姓孙的先生任教。德玛町神甫利用日、意是轴心国的关系,到城里宪兵队交涉,弄了一个保护证,上面写着:“意大利居民财产保护,禁止入内。”神甫叫人做了一木牌,把保护证贴到上面,挂在大门口。这样,日本兵和伪军就不进入红堂。德玛町神甫虽说让一些中国人暂住“红堂”避难,但他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从不表示愤慨和指责。

德玛町神甫的传教活动开展极少,平时养尊处优。他喜爱吃麻雀肉,在闲得无聊时就捕捉麻雀。他把教堂的百叶窗打开,让麻雀飞进去,然后关上窗户用扫帚打,把打死的麻雀烧着吃。

廖石庵对德玛町神甫很是尊重,视为上宾。日军占领应城后,廖跑到汉口法租界避难,每次从汉口归来,都要用轿子把神甫抬到县城的家里,住上几天。由一小倌(学徒)负责伺候,派一厨师专做适合他胃口的菜肴。此外,过节还要送上厚礼。

日军投降后,在中国的德、意、日居民被遣返回家。德玛町到武汉玩了十多天后也回了国。应城的天主教从此就停止了活动,“红堂”也改作他用。

(《应城文史资料》第二辑 徐子樵、孙砚田着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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